对于设区的市而言，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获得意味着权力的扩大。

各部委应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若干规定》所确定的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履行制定完善配套立法职责，改变仅在综合性规章中顺便或附带提出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内容、甚或根本未作任何规定的状况，应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制定相应的专门管理办法。法律地位的确立及发展，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民族关系呈现复杂化态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效果堪忧，引起更大关切。

由于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和国际性，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为多种国际因素所影响。(12)二是调整自治地方现有省级干部任职制度，改变仅是人大的主任或副主任、政府的正职由少数民族公民担任的规定，重点考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弱化民族因素。第二，中央机关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依法配备了少数民族人员。第二，改变干部配备方式，突破少数民族干部使用的限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有自信。

新疆除自治区外，境内还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4个民族的5个自治州和哈萨克、回、蒙古、塔吉克、锡伯5个民族的6个自治县，但截至2011年，也仅有30件单行条例。二是自治机关广泛享有经济自治权。1896年对种族隔离的允许就是基于社会的价值观。

一个已知的正当化理由是，如果该法律的出台是出于对职业风险之预防，则该法律就有机会得到合法化。然而，综合思维也好不到哪去。参见Posner, Counting, Especially Citations, in: ders.,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2001, 411; Garfield, Citation Indexing - It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1979. [33] 堕胎和性别歧视的例子参见Erickson/Simon,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Data in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1998.基础的讨论在5-18页，具体的案例研究在35页以后和92页以后。[16]有人认为，宪法效果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不同于一个实证主义的、建立在区分法律上有效的宪法（rechtlichen Verfassung）和有实效的宪法（wirklichen Verfassung）之基础上的规范性概念。

如果综合思维在方法论上严格地理解社会科学，那么它就面临着如同在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上存在着的有关不同范畴之间的转换的问题。当事实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条件的时候，在方法论上分工思维优先于综合思维，因为它严格遵守每门专业学科的认识程序。

凭借着社会关联性的主题，法院一方面打开了规范的非纯粹规范性的面向，另一方面，它也保留了对于社会面向的解释主导权。所以分工思维适用于分析自然科学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学家的知识界限。可是，自1916年他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后，接手该任务的是他的助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一个出生在维也纳、1939年也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法律人致力于，独立承担社会调查并将自主对其作出法律评价。

与普遍的社会事实一样，对于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个别事实来说，对它们的调查以规范的评价为前提。这种选择标准是以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一个事实并无法对社会实效性提供一个普遍客观的说明，因为它取决于一个主观的事先选择。分工思维的优势在事实调查方面，但弱点在于从中无法进行规范性的推论。[28] Hoffman-Riem在他主编的Sozialwissenschaften im ?ffentlichen Recht, 1981, 3 (21ff.)中解释了法学对接受社会数据的各种视角。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法院会把对事实进行确定的任务委托交由立法者的评估特权（Einsch?tzungspr?rogative）来完成。前者解决实践问题，后者则要引向理论探讨。

[39] 198 U.S. 45 (1905).对洛克纳时代的概述，参见Brugger, Grundrechte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1987, 54ff.; O. Lepsius, Verwaltungsrecht unter dem Common Law, 1997, 51ff. [40] 参见Peckham, J., 198 U.S. 45, 59-62. [41] 在德国，在Stinnes-Legien协定引入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后，该制度于1918年11月作为革命的产物首次以一般法律的形式得到规定。这是关于刑法典第20条规定的无责任能力的规定。

只是，人们过往几乎不会选择这条道路。[38] 洛克纳v.纽约州案是自由放任立宪主义时期的一个典型。[67]对于在社会科学层面从事工作的美国法学家来说，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将导致一个问题：评价标准并不证明事实。另一个是宪法有意与之保持距离的实效，在此它强调法律的行为约束力和突出宪法的规范优先性。只是，该判决是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时期的最高法院的能动主义时期的，参见Currie,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The Second Century 1888-1986, 1990, 377ff.; Brugger, 前引注61, 109ff. Brugger, 同上，在299-301页中提供了一种不是通过社会学而是通过规范来确定是否对平等有所侵害的改善了的判决证明方法。凭借这些从事法制定的独立管制机构，经验社会科学在新政中简直是找到了一个模范性的制度性基础。

[3] 参见Müller/Christensen, Juristische Methodik, Bd 1, 8. Aufl. 2002, 147ff., 297ff. [4] 这个问题的澄清和分类参见Kantorowicz, Rechtswissenschaft und Soziologie, 1911, 特别是第15页以后，23, 29. [5] Grimm持此看法, 参见他主编的Rechtswissenschaft und Nachbarwissenschaften, Bd. 1, 2. Aufl., 1976, 53(54). [6] 进一步的讨论见Starck, in Grimm，前引注5, 13, 特别是第23页及下页。问题越具体，法院就越是要将之委托给立法者，并放弃对事实的审查，而是审查事实调查和权衡的程序。

自此，改革法案的合宪性就极大地取决于，该法是否基于一定的社会事实。综合的跨学科思维是基于理论以及理论间的比较。

大约六十年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再次就相同的问题作出判决。1930年的《法与现代心灵》以规则概念为出发点，强调了社会事实作为规则发现和规则适用的必要性。

与社会科学相对，综合思维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一种与经验不同的启发性效果。恰恰在宪法中，规范文本被要求有充分的社会前提。卢埃林是美国商法（统一商法典）的主要起草者，道格拉斯和弗兰克是新成立的联邦机构的委员，[73]这些机构在新政期间被授予广泛的委任立法权限（Verordnungserm?chtigung），从而来实现集中的经济控制。但是，对于一个规范的法学审查来说，还留下了什么呢？换一种问法，如何维护宪法优位？无论选择哪一种思维，社会科学进路的结果不大是一种完善的法律控制，而更像是一种受科学所推动的法政策学。

[91]布朗案显示，规范性的评价无法被分工思维或综合思维所取代。就像刑事法官经常要决定无责任能力或者民事法官必须判断货物质量瑕疵一样，对于宪法学来说也是这样。

因此事实不仅作为法律上重要的涵摄要素（Subsumtionsmaterial），而且也对规范内涵的具体化产生影响。[36]既然工厂工人同意十二小时工作制，为什么立法者会去干涉合同自由呢？工人的合同自由显然是个笑话。

综合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规范性的推论，但是相对而言，该推论并无坚实的事实调查结果作为根据。[76]随着法律程序学派的发展，法学已对此有所回应。

[84] 长期以来人们争论的是，[85]引用的调查究竟是根据当时的科学标准[86]还是以结果为导向而撰写的。对社会数据的利用率实际已有所增加，虽对这种利用既不具有连续性也不可被预见。对于他来说，法社会学是一种理论性的、与文化相关的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起点不是各种事实、社会世界或者丰富的生活，而是各种提问（Fragestellungen），正是因为这些疑问，这些事实才会得到调查。

它们服从专业领域的要求，考虑的不是内容和程序的分类而是对象的普遍化程度。[9] 除此之外，其他的大量论述参见Ossenbühl, in: FS Hans Ipsen, 1977, 129; Kunig VVDStRL 61(2002), 34, 45ff.; Hermes ebd., 119, 144ff.; Korioth, in: FS BverfG, Bd 1, 2001, 55, 63f.; 以及Jestaedt DVBI, 2001, 1309, 注重于审查标准和审查密度的不同(1316f.); Starck JZ 1996, 1033, 用大量的例子说明联邦宪法法院何时和如何承担专门法院的事实调查任务，结果就是，法院在事实确定上介入越多，判决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1038）。

与之相反，综合思维缺少委托的需求，因为综合的要求是对法学家自身提出的。人们原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主观上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随着客观的社会事实，信念动摇了。

而综合模式和分工模式的处理方式则不同于委托模式。为此，他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极长的辩护状，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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